從包辦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1903年5月14日，錢瑛出生于湖北潛江縣周磯鎮錢家莊，乳名有生，族名生桂，學名錢瑛，號鏡霞，又號寒松。后因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曾化名陳秀英、陳海萍、彭友姑、黃淑云、陳萍、錢秀瑛、錢季瑛等。早年留學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時，還有一個俄文名字叫塔拉索娃。
錢瑛的父親錢訓臣和母親彭正元在潛江縣周磯鎮開了一家小藥店。錢瑛出生前，恰逢錢訓臣買彩票中了頭彩，全家人都認為這個孩子會給家族帶來好運，所以錢瑛出生后格外受寵。錢訓臣和彭正元夫婦生有一子三女，錢瑛排行老四。她雖為女兒身，卻在家族中享有與男子同樣的待遇，被稱為“四叔”“四爺”。
錢瑛7歲入私塾念書，熟讀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酷愛吟詩作文，深得塾師稱贊。因為祖父和父親經商，錢瑛有更多的機會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她初諳世事后，渴望人格獨立，具有鮮明的叛逆精神，對封建陋習深惡痛絕，說服母親不再給自己纏足裹腳。
1922年，錢瑛考入潛江縣職業女校，學習成績優秀，畢業后留校任教。19歲的她已經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慕名提親的人絡繹不絕。彭正元經過挑選，收下一個大戶人家的聘禮，為女兒訂了婚。錢瑛既痛恨包辦婚姻導致的種種悲劇，又為求知求學的前途即將被斷送而深感痛苦，因而堅決要求退掉這門婚事，結果遭到長輩們的嚴厲訓斥。錢瑛再三向母親苦苦哀求，仍然得不到理解，便下決心以死抗爭。
她寫好遺書，摸起一把剪刀，朝著自己的頸部猛刺下去，頓時血流如注。母親聽到異響后趕來，從女兒手中奪下剪刀，幸虧搶救及時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抗爭的結果迫使母親為她退了婚，但卻在她的頸部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1923年初夏，經過不懈爭取，錢瑛最終說服母親，負笈遠行到武漢求學，如愿以償地跨進湖北女師的大門。
與丈夫譚壽林的生離死別
湖北女師是一所富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陳潭秋曾以教師身份為掩護，到該校組織發動學生反對封建式的管教，主張剪發、讀新書。在錢瑛入校的前一年，該校爆發了著名的“女師學潮”，震驚武漢三鎮。
在刻苦學習和追求真理的同時，錢瑛還注重加強文學修養，錘煉品格，陶冶情操，向往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那種男耕女織、平等和睦的美好社會，常說自己要為實現這種社會探索一條道路。
1927年3月，錢瑛在湖北女師由吳瑞芝介紹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個月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年幼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關頭，入團才兩個月的錢瑛，毅然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逐漸從一名反抗包辦婚姻的叛逆者成長為一名革命者。
1928年7月，錢瑛第一次來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秘書處擔任秘書及內部交通員，在常務委員劉少奇和秘書長譚壽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錢瑛和譚壽林在工作中逐漸萌生了愛情，1928年12月，他們舉行了簡樸的婚禮，這一年錢瑛25歲，譚壽林32歲。婚后不到百日，錢瑛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學革命”。
錢瑛與譚壽林感情甚篤，在蘇聯學習的兩年中，譚壽林先后給她寫了130多封信，平均每周一封信，都是通過中蘇兩黨的地下交通員來傳遞，信中除了介紹國內的情況外，更多的是關心和鼓勵。錢瑛每次收到信后都和同學們共同閱讀，研究國內的革命動態。
1931年年初，錢瑛從蘇聯返回中國。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她與一道歸國的同學化裝成商人來到邊境，登上一輛帶有車廂的馬車，馭手一言不發、策馬揚鞭，馬車飛馳20多分鐘后就順利穿越了國境線。在滿洲里乘火車到哈爾濱，再轉車前往大連，直到踏上開往上海的輪船，錢瑛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氣說：“終于回到祖國了！”
錢瑛與譚壽林在上海久別重逢后，黨組織決定派他們夫婦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工作，錢瑛沉浸在夫妻團聚和返回家鄉鬧革命的喜悅之中。啟程前夕，中華全國總工會突遭敵人破壞，譚壽林決定留下來善后。
1931年4月22日清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會同老閘捕房將譚壽林逮捕。1931年5月30日，譚壽林在南京雨花臺慷慨就義，年僅35歲。
錢瑛與譚壽林結婚3年多，“相處僅百日”，甚至沒有留下一張夫妻合影，令人扼腕嘆息。錢瑛獲悉噩耗悲痛欲絕，立志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業。
錢瑛與譚壽林的婚姻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譚壽林英勇就義后，錢瑛心中愛情的火焰隨之熄滅，此后有熱心人給錢瑛介紹對象，也有愛慕者當面向她表白，都被她一口回絕，終身沒有再嫁。
獄中堅持斗爭
1933年1月，以秦邦憲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錢瑛在這個時候來到上海，注定要經歷人生最嚴峻的考驗。
不久，根據中共江蘇省委的安排，錢瑛擔任周超英的秘書。為了躲避敵人的追捕，出于安全考慮，錢瑛化名彭友姑，隱瞞了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鬧革命的經歷，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防范措施，后來救了她一命。
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叛變，帶領國民黨特工總部上海行動區的特務去抓捕錢瑛。1933年7月12日，錢瑛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移送江蘇第一監獄服刑。她始終未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并四次組織獄中絕食斗爭。
1936年，錢瑛被轉移至首都反省院，被分編至乙組。錢瑛在首都反省院帶領乙組利用一切機會與敵人進行面對面的斗爭。首都反省院把錢瑛等7人關進小號子，錢瑛決不妥協。3個月過去了，院方無計可施，只好把錢瑛等人又送回女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到南京，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政治犯”。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機要科科長童小鵬當天下午帶車到首都反省院，將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荊接到八路軍辦事處。她們立即向周恩來、葉劍英匯報了首都反省院的情況和錢瑛等人所用的化名，葉劍英親自向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點名要人。首都反省院對錢瑛在獄中帶頭鬧事恨之入骨，千方百計阻止她出獄。
經過激烈斗爭和反復交涉，在日軍飛機轟炸最厲害的9月25日，錢瑛帶領首都反省院里最后13名政治犯終于跨出這座煉獄之門。從1933年4月被捕，到1937年9月獲釋，錢瑛在國民黨江蘇第一監獄和首都反省院一共被關押了4年零5個月。
獲“女包公”美譽
1952年年底，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錢瑛奉調進京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
1954年9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國務院監察部。錢瑛任監察部首任部長，并兼任中央紀委副書記。1959年4月，由于國家管理體制調整，監察部被撤銷。錢瑛接替謝覺哉擔任內務部部長，兼任中央監委副書記。1960年冬，錢瑛被調離內務部，任中央監委專職副書記。
“三年困難時期”，錢瑛在安徽組織指導甄別平反工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紀檢監察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受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劉少奇表揚她“是有領導能力的，是能夠獨當一面的好同志”，周恩來贊揚她“鐵面無私”，鄧小平肯定她“大公無私，能堅持原則”，干部群眾將她譽為“女包公”。
（本文來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枝梅——錢瑛》，原文有刪減）
